​余华《活着》与赵树理《富贵》以及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比较

余华《活着》与赵树理《富贵》以及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比较

余华最火的一部小说是《活着》，销量极高，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余华靠《活着》活着。”对于这个略带调侃的说法，余华在一个谈话节目中也曾经提到过。读书中，我发现余华的《活着》与赵树理的短篇小说《福贵》和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有一些地方存在相似性。我想，可能余华借鉴了这两篇小说的一些写法，于是重读了这三篇小说，做一个比较，看看名家是怎样借鉴前人作品的，于是写下了这篇文字，并且给这篇文字起了一个题目：《余华<活着>对赵树理和肖洛霍夫作品的借鉴》。但是，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余华从没有说过他曾经借鉴过这两篇小说，甚至他也没有提到过他是否读过这两篇小说。那么，我就不能武断地说他从这两篇小说中借鉴了什么。但是，为了学习写作，我还是愿意将这三篇作品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我就假设余华曾经读过这两篇小说，并且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影响，这样，就方便我研究别人是怎么借鉴和学习前人作品而化为己用了。

下面先将这三篇作品分别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赵树理的短篇小说《福贵》全文7000余字，创作完成于1946年8月31日，发表于1946年10月1日出版的《太岳文化》（创刊号），1947年2月华北新华书店出版。

福贵12岁时他爹就死了。“福贵是个好孩子，精干、漂亮，十二三岁就学得锄苗”，“福贵也学会了唱戏”，十六七岁的时候，他娘给他找了一个只有9岁的童养媳——银花。福贵23岁的时候，他娘病了，便急忙托人张罗着给他和银花成了亲。不久，他娘就病故了。连娶媳妇带出丧，加上棺材，一共借了王老万30块钱。为了还债，福贵第二年就到王老万家当了半个长工。到了10月，一算账，福贵的工钱顶了借的粮食，那30块钱加上利息成了40块。到了第四年，银花生了孩子，可是欠着的债却利滚利，滚到90多块钱了，最后连自己家的4亩地都赔了进去。正月里唱戏，挣了3角钱，被几个年轻人撺掇着去赌博，连着赢了几次。就不再到王老万家当长工了。被生活所迫，福贵就开始偷别人家的粮食，被王老万的亲家告发，只得把三间房子抵给了王老万。后来王老万借口富贵当吹鼓手玷污了本族的清白，要把他“打死”、“活埋”，逼得他背井离乡，逃亡在外七八年。当地的抗日政府组织改造流氓、懒汉、小偷，福贵被组织到难民组开荒，获得了新生。不久，他回到家乡，找区干部和农会主席诉说自己的经历，在群众会上，他控诉了王老万对他的剥削和迫害，说明自己背上坏名声完全是地主阶级和旧社会所逼迫的结果。

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创作于1956年，这篇被誉为开拓了战争文学新领域的短篇小说，全文24000余字。

“我”和一位同志到布康诺夫镇去，过了河，司机用小船回去接那位同志，我在等着。遇到了安德烈·索科洛夫，我们坐在横倒的篱笆上，听他讲述他的遭遇。

索科洛夫当过兵，退役后当过长工、钳工，他的妻子伊琳娜很贤惠。他们有一个儿子（阿纳托利）、两个女儿（娜斯金卡、奥柳施卡）。索科洛夫后来当了10年卡车司机，日子渐渐好起来，三个孩子学习成绩优秀。战争爆发，索科洛夫再次入伍，在往前线运送炮弹时被德军俘虏。在教堂里，他掐死了一个想要出卖同志的叛徒，后来从俘虏营逃跑又被捉回，被押送到德国干了两年苦力。后来被安排给德国工程师开车，他把工程师打晕，开车逃回到苏联红军阵地。他从邻居的回信中得知，早在1942年，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就在敌机轰炸中死掉了。他的儿子参军去了前线，可是就在即将胜利的前夕牺牲了。后来，索科洛夫收养了孤儿万尼亚，后来因为开车撞了一头牛，而被没收了驾照，只得带着养子再去寻找活计。

余华的《活着》是一部中篇小说，创作于1992年，首发于1992年第6期《收获》，全文8.6万字。

“我”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遇到一个叫“福贵”的老汉在耕田，我们坐在一棵茂盛的树下，“他向我讲述了自己”：

福贵曾经是一个阔少爷，家里有100多亩地。妻子家珍是城里米行老板的女儿，“是个好女人”“贤惠的女人”。他们有个女儿凤霞，妻子又怀了孕。福贵却不爱读书，喜欢赌和嫖。由于龙二使诈，导致富贵最终输光了家产，他家的100多亩土地到了龙二的手里，他爹被气死了。家珍也被接回了娘家。福贵从龙二手里租了5亩田，起早贪黑地干活，打算重振家业。家珍在娘家生了个儿子，取名有庆，半年后家珍背着儿子回来了。一年后，福贵娘病了，福贵进城请大夫，却被国军炮兵连抓了壮丁。在部队里，他遇到了一个娃娃兵春生，后来他们被解放军俘虏，春生参加了解放军，富贵被释放回家。回到家才知道，福贵被抓壮丁2个月后他娘就死了。而凤霞发烧以后成了聋哑人。福贵回家后不久，搞土改，富贵家分到了5亩田，龙二却被枪毙了。成立了人民公社，那5亩田又成了集体的财产。生产队建起了集体食堂，时间不长食堂就关闭了。有庆给校长（县长春生的夫人）献血，竟然被抽血过多而死。文革中，春生上吊自杀。凤霞嫁了人，有过一段幸福的生活，可是在生孩子时大出血而死。家珍病死了，凤霞的丈夫也因意外死去。只剩下凤霞的儿子苦根与富贵相依为命，可是，在苦根4岁的时候，因为吃豆子撑死了。只剩下富贵还在活着。

现在，我们先拿《活着》与《富贵》来做一个比较。《活着》的主人公“富贵”这个名字，完全与赵树理短篇小说《富贵》的主人公同名。也就是说，直接把这个名字“拿来主义”了。另外，这两个富贵有一个共同的嗜好——赌博。不同的是，赵树理的富贵本来就是穷人，因为结婚和给母亲出殡借了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开始赌博，妄想翻盘。而余华的富贵却是一个阔少爷，他是在生活富足的状态下开始赌博，并因赌博导致破产。这样的安排，也是因为作者创作的思想的不同。赵树理的目的是通过富贵的先苦后甜来控诉地主阶级对贫苦农民的剥削，所以，土改中，富贵获得了新生。赵树理写的是一个片段，是富贵人生的一个片段。

有人认为《富贵》是一篇“明显为了配合政治宣传而写作的小说”。但是，赵树理之所以写这篇小说，并不是单纯为了政治宣传。他是对“富贵”们的命运有着深深的痛楚的记忆的。赵树理有个本家兄弟各轮，很能干，可是家里没有地种，最后沦为小偷，被族长带人打了个半死，然后拉到河滩上活埋了。而赵树理的朋友冯福贵则是背了一个坏名声而死，被草草埋葬。赵树理所写的“富贵”融合了他的本家兄弟各轮和朋友冯福贵的悲惨命运。所以，虽然赵树理在写作《福贵》时可能有配合政治宣传的目的，并因此给了小说一个喜剧的结尾。但是，我们却不能把他的这篇小说《福贵》看成仅仅是为了政治宣传而创作的作品。他的创作是符合那个时代的，写出了那个时代人物的命运。

余华的《活着》是一部中篇小说，甚至可以算一部小长篇，他写的是富贵的一生。当然也写到了土改，土改同样改变了富贵的命运走向，至少是短暂的改变。同时也是龙二们命运的改变。这里边是很有一些荒诞意味的。富贵本是一个阔少爷，家里有100多亩田，如果他能够勤俭持家的话，那么在土改的时候，他肯定会被划为“地主”成分，而被打倒，甚至有可能丢掉性命。正是因为他又赌又嫖，彻底破了产，在土改中，不仅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分得了5亩田。而龙二呢？在赌博中使诈，赢得了富贵家的土地和房产，在土改中被定为“地主”，成了斗争的对象，并且被枪毙。还有在国军里当兵的春生，被俘虏以后，参加了解放军，后来当了县长。可是，在“文革”中遭到批斗，上吊自杀了。这样的安排，看似是一些偶然因素，其实，作者正是要告诉我们，在时代的大潮中，每个人的命运都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

赵树理小说《富贵》中的富贵会唱戏，但是余华小说《活着》中没说富贵会唱戏。但是有趣的是，在电影版《活着》中，富贵会唱皮影戏。不知道在改编为电影时，余华是否想到了赵树理的“富贵”？

下面再拿《活着》与《一个人的遭遇》做一个比较。最大的相同之处，就是在小说的结构上，可以说完全相同。虽然一个只有2万余字，一个却有8万余字。他们都是采用了故事套故事的方式，也就是说，一个人给我们讲另一个人的故事。开头都有一个讲故事的“我”，《一个人的遭遇》中，“我”因为等人，遇到了主人公索科洛夫，然后听他讲述自己的遭遇。《活着》中的“我”是下乡采集民歌民谣遇到了富贵，坐下来听他讲述他的一生。前者，“我”和索科洛夫坐在横倒的篱笆上。后者，“我”和富贵坐在一棵大树下。并且，主人公的讲述都使用了第一人称。有趣的是，余华在最初写作《活着》的时候，并不是用第一人称来写，而是用第三人称写的。他在《活着·麦田新版自序》中说：“1992年春节后，我在北京一间只有8平方米的平房里开始写作《活着》，秋天的时候在上海华东师大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修改定稿。最初的时候我是用旁观者的角度来写作福贵的一生，可是困难重重，我的写作难以为继；有一天我突然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出发，让福贵出来讲述自己的生活，于是奇迹出现了，同样的构思，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写作时无法前进，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作后竟然没有任何阻挡，我十分顺利地写完了《活着》。”我不知道，余华说的“有一天我突然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出发，让福贵出来讲述自己的生活”究竟是不是受了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的影响，但是我愿意相信，余华应该是早就读过肖洛霍夫的这个短篇小说的，他可能并没有刻意地去模仿，只是在写作陷入困境后，那个由于早年的阅读潜藏在脑海深处的记忆突然灵光一闪，也就豁然开朗了。

赵树理的《富贵》和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都是短篇小说，写了人生的一个片段，也是反映了一个历史阶段中人的命运。余华的富贵的经历却更加丰富，他经历了解放战争、土改、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革、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富贵的一生，反映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并且通过富贵、龙二、春生等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命运，写出了普通人在历史大潮中的命途多舛。

最后，再次申明，余华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我不知道余华是否读过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富贵》和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作家在写作中常常会有“如有雷同，纯属偶然”的现象，我只是为了学习写作，才来假设余华受到了这两位前辈的影响，借此来研究在写作中如何阅读与借鉴的问题。

作者:刘英亭，中国作协会员，著有长篇小说《暗斗》《薄冰》《大荒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