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红四军副军长举枪自杀，引发事态升级，毛泽东果断下令纠偏

1937年红四军副军长举枪自杀，引发事态升级，毛泽东果断下令纠偏

1937年3月的一天深夜，正在延安抗大（是年1月由红军大学更名）二队学习的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副军长刘世模，突然在宿舍中举枪自杀，结果因子弹打偏只造成重伤，紧急送往野战医院救治。消息传出，立即惊动各界并引发红四方面军干部们的强烈不满，凑巧的是，原红四军骑兵司令员许世友此时也在医院休养，看见老战友伤成这个样子，不禁勃然大怒，他非常清楚刘世模因何自杀，于是一场更大的风波即将到来了。

（抗大校长林彪）

原来，这个月初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的消息传到延安，面对革命遭到如此惨重的损失，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揭发和批判，以肃清其在全党和全军的错误影响，同时讨论了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延安各军政单位的情绪也非常激烈，抗大政治部随即召集学校的支部委员们，布置在学校内部批判“国焘路线”，与会中有两名是来自二队的支部委员。

会议上政治部的思想动员有点偏激，而这两名支部委员回去传达的也不够慎重，把该说不该说的都讲了出来，有点走样的传达大概是这么三条：一条说四方面军是“土匪”，二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军阀”，三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张国焘收买的。抗大二队主要都是四方面军的干部，听到这个结论当时就炸了营，对这些身经百战的将领们来说，尤其是前面两条简直无法接受。

（到达陕北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洪学智上将也是四方面军的干部，根据他的回忆：“大家想不通，吵吵起来，吵得很激烈很凶，我们一队和二队住在一个院子里，虽然不在一个食堂吃饭，但可以听到二队的吵嚷声”。尤其二队中的红四军副军长刘世模（安徽金寨人）多年来英勇善战，还曾经多次负伤，早年是四方面军的名将，突然被定性为“土匪和军阀”，他左思右想也想不通，到了夜里更是睡不着，一时想不开，就用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

刘世模自杀未遂的事件，引发了抗大内部一次严重的危机，更涉及到了两大方面军的团结问题，事态骤然升级。

（刘世模）

一、西路军失败后红四方面军的基本情况。

在3月末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国焘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讨，但是“很肤浅”（文献原文），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时也为了维护党和红军的内部团结，当时只是免掉了他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同年9月仍然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中央层面作出决议后，后续就要传达到各部队清算“国焘路线”的错误了，其中的主要问题当然是红四方面军各部的思想教育工作。

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时有80000余人，执行南下错误路线后在四川遭遇挫折，再次北上陕甘时只剩下42000余人（含中央红军的第五军）。而渡黄河西去的部队就有22000余人（四方面军指挥部、红九军、红五军和红30军），张国焘本来是打算让红四方面军全部西去的，后因黄河渡口被敌人攻占，才被迫分为两部分。所余部队在前往陕北的过程中也有一定的战斗减员，因此在西路军失败之后，红四方面军的整体实力大损。

（张国焘在延安）

到1937年3月间，四方面军余部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没有加入西路军战斗序列的红四军、红31军两部大约12000余人，在“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的率领之下（另附陕北红军之红28军和红32军），原本是准备接应西路军的，当时正驻扎在甘肃的镇原休整待命，这部分也就是后来八路军第129师的主力。第二部分是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仅存部队，大约400余人，驻扎于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后来返回陕北。

第三部分就是已经到达陕北的少量方面军直属队人员、以及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学员，在抗大学习的学员主体基本是红四军、红31军的各级干部。由于三部分部队和人员面临的形势不同，以及各部领导人在政策理解、处理方式上的不同，四方面军的这三部分人员，在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中也受到了不同的待遇。

援西军方面，主持军政工作的刘伯承和任弼时两位同志，坚持以思想教育为主，不开批斗会，不采取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从而把张国焘个人的错误跟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区别开来，部队情况比较稳定。同时对于西路军逐渐回归的人员，刘伯承和任弼时专门成立了“援西军审查委员会”，迅速进行审查和甄别，除个别人外，其他都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并安排了相应的工作，因此在甘肃镇原那边，基本没出什么乱子。

但是由林彪担任校长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批判方式就进行得就激烈了一些，那三条内容外泄后，二队大多数同志提出问题：说我们是土匪、军阀，敌人就是这样骂我们的。我们打老蒋、消灭敌人有什么错？老蒋骂我们，因为他们是敌人，你们也这样骂，是什么问题？另外，说四方面军是张国焘收买的，张国焘1931年才从上海到鄂豫皖的，我们这些人早的是1927年、晚的是1930年就参加革命的，那时候是谁收买的？

抗大二队的情绪反弹非常激烈，队部也把问题反映到了抗大政治部，要求政治部派人来解释这个事，不过显然，抗大校部对问题不够重视，终于闹出了学员自杀的严重事件。

（红军大学上课）

二、副军长自杀事件促使许世友决定离队出走。

许世友是在刘世模之前就住进医院的，“病因”也差不许多，那就是在抗大揭批张国焘的运动甫一开始，耿直的许世友一时无法理解，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进行申辩，结果可想而知，肯定遭到了更猛烈的批评和批判，许世友火急攻心，一气之下直接吐了血，因此才不得不到医院疗养。而刘世模重伤就医后，医院里面一下子住进了两位红四军的主要干部，于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们纷纷前来探望。

干部们也带来了不少小道消息，真真假假都有，比如有人听说马上要枪毙何畏（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委）和周纯全（红31军政委），说他们都是张国焘的主要支持者。许世友闻听大吃一惊，心想自己也是四方面军的军级干部，并且还曾经公开为张国焘辩解，搞不好也将是被处决的对象，于是萌生了逃离延安去川陕地区“打游击”的念头，也就是拉队伍单独干革命。

期间经过许世友的秘密串联，有30多名四方面军干部愿意随他一起出走，其中包括5名军职干部、6名师职干部、20多名团职干部和2名营职干部，可以想像，一旦这个计划得以实施，带来的政治影响将是非常大的，也非常不利于两大方面军的团结。许世友拟定的出发时间是1937年4月3日夜里10时，计划全体人员通过七天七夜的徒步行军，第一步先到陕南与刘子才（红四方面军巴山游击队司令员，1940年牺牲）的部队会合再作打算。

然而就在行动前夜，原红88师政委、四方面军随军学校高干队副队长王建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认为这样擅自离队出走是不妥当的，于是找了了抗大二队支部书记谢富治说明情况，谢书记虽然也是四方面军出身，态度却截然不同，火急火燎报告了校部。

（抗战时期的王建安）

抗大校长林彪闻讯大惊，紧急请示中央后命令警卫连立即出动，以一个个点名叫出来的方式，夤夜秘密逮捕了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陈再道、詹才芳、詹道奎、周纯全、何畏等十几名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这动静可是真不小，大致拢了一下，光未来的开国上将就有五名。林彪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如何处置自己是没有权力的，肯定得由中央来决定，于是下令对秘密逮捕的人员要做到两个“特别”：看的特别严，吃的特别好。

这批四方面军将领们后来回忆说，原来我们在红大学习时，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这天才能吃到大米，其他时间都吃小米吃土豆，而被关以后，天天吃大米，一个礼拜还吃两次肉。但是许世友对如此“优待”却是一点不买账，他认为自己是离队出走的主要策划人，现在既然被抓起来了，肯定难逃一死，索性指名道姓公开骂娘，但求速死。

结果如此骂了好几天，却一点反应也没有，既没有人来找他麻烦，更没有被拉出去枪毙。

（许世友上将）

三、毛泽东深思熟虑后下令释放所有被捕干部。

如何处理红四方面军这批准备离队出走的高级干部，是让中央和主席非常头疼的事情，一方面，是这些干部确实违反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也造成了比较坏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这些干部并没有背叛革命的意图，只不过是想自己拉出去单干打游击而已，目标也是继续跟敌人进行斗争。根据主席的指示，延安首先成立了一个高级军事法庭来审理这个案件，庭长是董必武同志（时任中央审查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另以傅钟为检察长（开国上将，时任抗大政治部主任）。

而主要负责审理案件的老革命家董必武，在事实上缓和了这个斗争，他经过深入的调查和审理，亲自与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等将领一一进行谈话，基本摸清了方向性的大问题：证明红四方面军这批干部并非有组织的行动，也没有人在幕后操纵和指使，只是单纯地对抗大的斗争方式不满，从而产生了过激的念头。

而不久以后另外一个人的到来，也使主席对该案的性质有了明确的判断，同时给事件解决带来了转机，他就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洪学智上将）

徐向前总指挥是在西路军失败以后，化装潜回陕北的，一路上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援西军的部队，但是也直接病倒了，因此赶到延安时已经是1937年5月间，距离许世友等人被抓差不多两个月了。徐向前到达延安后不顾风尘仆仆，与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进行了详细的情况介绍和谈话，又受主席委托前去做这一批老部下的工作，期间基本了解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此也对中央进行了情况反映，认为确实是个错案。

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之前负责抓捕许世友等一批人的抗大警卫连，也进行了清算“国焘路线”的工作，一群战士围绕“究竟是毛泽东学问大还是张国焘学问大”的问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结果几名认为“张国焘学问大”的战士也遭到了批判。此事传到主席的耳中后，引起了他的警觉，深感反对“国焘路线”的运动已有扩大化的倾向，他诙谐地对身边的同志说：“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张国焘批判毛泽东时，没有批战士，毛泽东批判张国焘时，却连战士都批了”。

正是基于前述的一系列情况，毛主席专门作出指示：“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干部，更不能批战士”！这一指示的做出，为处理许世友等人的案件定下了基调。

（徐向前）

四、迅速纠偏使这场风波最终得到妥善的处理。

毛主席否决了个别人提出的要枪毙许世友的建议，并且亲自与之面谈，最终说服也折服了这位四方面军骁将，此段历史大家都比较了解。不久以后所有被抓的干部全部得以释放，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当时的环境，这些干部的“罪名”虽然被撤销了，仍然分别受到了处分，比如许世友受到“开除党籍八个月”的处分、而刘世模也受到“开除党籍六个月”的处分，但是绝大多数同志都能够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很快解除了思想包袱。

由于被关押一段时间耽误了学业，以及国内形势的迅速变化，当时的处理办法是让这批干部“半工半读”，也就是一边回到抗大第三期继续学习，一边安排到不同的岗位参加工作，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则纷纷奔赴抗日战场。比较遗憾的是，刘世模同志没能正确认识和对待处分问题，出狱之后仍然感觉委屈，某日突然大喊：“你们睁眼看吧，老子下辈子也会革命到底！”，然后再次举枪自杀！

这一次是对着心脏开的枪，不料子弹穿过肺部仍然未能致命，于是再次被送到医院治疗，虽然最后活了下来，但是一方面严重伤害了身体，另一方面事件的性质可就变了。所以抗战爆发后，其他将领都分配工作奔赴抗日前线，而身体比较虚弱的刘世模则被动员回去老家，在那里，刘世模又拉起一支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壮大到1000余人。抗战胜利后去东北，历任吉辽军区的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20师师长等职务，可惜1952年过早离世。

比较例外的是从新疆返回延安的李先念同志，当时总政副主任谭政专门找他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129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也不好说什么。这就有点过了，红军在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尽管进行了编制充实，各级干部最多也就是降两级任职，比如原来的军长当旅长、原来的师长当团长等等，而李先念作为原四方面军的军政委，一下子降为营长，确实是很难令人接受的。

事情终于还是被主席知道了，不久以后亲自找李先念去谈话，主席问道：“听说要你到129师去当个营长，有这个事吗”？李先念同志作了肯定的回答，主席自言自语说这太不公平了，然后又问道：“高敬亭这个人你认识吗”？李先念回答说不仅认识还很熟悉，于是主席大手一挥：“这样吧，你到他那里去当个参谋长怎么样”？

就这样李先念才得以出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后来又成为了新四军的第五师师长。关于高敬亭和红28军的历史，笔者之前曾有专文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

这一事件的正确处理和顺利解决，对维护我军的团结以及肯定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贡献，是具有极大历史意义的，主席曾经在1962年的一次会议上特别回顾了这段历史，指出：“在延安反的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确是路线错误，毫无疑义，但是批评的方式还是老方式，一次不彻底两次，二次不彻底三次，四次五次，总是没有彻底之日，搞得这些同志受不了，一方面军搞得不对，抗大整得过分了”。

“我叫谭政在延安清查了一下四方面军同志的职务，没有一个做政治工作的，就是不信任他们，我说三个方面军都是一尺，不是一方面军是一尺，四方面军是九寸，四方面军就抬不起头“”。

“四方面军有光荣历史，因为张国焘犯了路线错误，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是不是就抛掉了？没有，抛不掉的”！

（红军大学的学员们）

五、革命征程的磨难也是一番大浪淘沙。

1937年8月，陕北红军的主力改编为第八路军东渡黄河抗日，这批四方面军将领并没有第一时间随军出征，因为他们的问题处理耽误了时间，所以许世友直到1938年才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副旅长，陈再道也是386旅的副旅长，一度都成为陈赓大将的副手；洪学智后来是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王建安是山东军区津浦支队司令员；詹才芳是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等，在各个抗日战场上率兵杀敌。

这批四方面军干部在革命战争中完全证明了自己对党的忠诚，也分别显现出军政两方面的出众能力，最终都成为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周纯全在1955年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詹才芳被授予中将军衔，而詹道奎则于1941年牺牲在山西的抗日战场上。在1955年的大授衔中，除了徐向前元帅和王树声大将外，出身四方面军的开国上将有十人，而这次事件中被涉及的就有半数，可见妥善处理的重要性。

（朱总司令在延安）

然而张国焘却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他后来担任了边区政府的代理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4月初，他乘国共双方派代表联合祭拜黄帝陵之机，乘坐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汽车私自离队，最终在武汉叛变投敌，后来还加入了臭名昭著的军统组织，同年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1971年毛主席在南巡路上曾经谈到：“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两万五千人，当时中央苏区八万，只剩八千，那时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是没有出路的嘛”！

主席列举的数字并不是那么精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张国焘搞分裂确实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不仅红四方面军在掉头南下的过程中折损过半，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即红五军团，两大方面军会师后统一改称“军”）也在西路军的作战序列中损失掉了，军长董振堂壮烈牺牲，那可是红一方面军长征初期的钢铁后卫。

（红大炮兵训练）

六、济南战役之前主席因此特别召见王建安。

1948年7月，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建安，接中央急电到西柏坡报到，主席亲自接见了这位原四方面军战将：“建安同志，根据军委的决定，这次让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城市攻坚任务，攻下济南！”王建安不假思索地站起来答道：“坚决服从军委的决定”！主席用手示意王建安坐下，并解释说：“中央考虑了，山东兵团大都是山东人，许世友在胶东部队里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颇有名气哩！你们是山东双雄，你们二人手要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我们的战士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王建安当然明白主席话中“同心协力”四个字的意思，主要还是担心1937年的那场风波，让他和许世友互相之间产生了误会，难免耿耿于怀。王建安当即再次站起来表态：“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打好这一仗！” 毛泽东笑着再一次示意王建安坐下，并说：“那好！我们来演一出《失空斩》，失了街亭，打不下济南，先斩许世友，然后打你40军棍，我也向中央请罪，官降三级，好吗”？

王建安领命而去，出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许王两员四方面军战将联手，14万华野大军仅用八天时间就“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1949年2月王建安出任了以山东兵团为基干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而许世友调任山东军区司令员，都成为军事主官。解放战争后期，洪学智是四野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陈再道是河南军区司令员（由二野调任）、周纯全是四野后勤部长，也都是比较重要的岗位。

红四方面军堪称将星璀璨，1955年全军授衔时，在1042名开国将帅中，四方面军共走出了700多位开国将军，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红都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