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废除一夫多妻政策。 姨太太们怎么办？

1949年后废除一夫多妻政策。 姨太太们怎么办？

1949年后废除一夫多妻政策，姨太太们怎么办？

世人皆知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千头万绪需要整顿。可谁能想到，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个特殊的群体让政府颇费思量——那就是数以万计的姨太太们。

在民国时期，一个富绅家中养几房姨太太是稀松平常的事。有钱人家里，正房太太高居堂上，几位姨太太分居东西厢房。一些军阀、政要，更是左拥右抱，享尽齐人之福。

可是到了1950年，《婚姻法》颁布，明确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这可让那些已经有了三妻四妾的男人们犯了难。更让人好奇的是，这些早已习惯了大家庭生活的姨太太们，又将何去何从？是强制离婚？还是继续维持现状？政府又会如何处理这个难题呢？

新中国婚姻制度的重大变革

1950年的一个寒冬，北京市政府婚姻登记处的张主任正为一桩棘手的事情发愁。当天一早，就有一位身着旗袍的妇人前来咨询，说是要和丈夫离婚。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这位妇人是北平一个商人的第三房太太。

＂《婚姻法》都颁布了，我这样的身份还能继续待在这个家里吗？＂这位妇人忧心忡忡地问道。

张主任沉思片刻，拿出了一份刚送来的文件。这份文件正是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如何处理旧式婚姻的指导意见。

就在同一时期，上海的徐家花园里，一场特殊的家庭会议正在进行。徐老爷子是个茶叶商人，膝下有一房正室，两房姨太太。听说新政府要废除一夫多妻制，徐老爷子专门请来了当地的司法干部讲解政策。

＂新中国的婚姻法规定，从今往后只准一夫一妻。＂这位司法干部说，＂但是对于解放前就形成的多妻家庭，政府采取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态度。＂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颁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重要法律，被称为＂新中国第一法＂。

天津的李家就是在这个时候经历了一场风波。李家的大太太提出要将两位姨太太赶出家门。但是当地妇联及时介入，向她们解释：新的婚姻法虽然废除了一夫多妻制，但并不是要把原有的家庭关系一刀切断。

南京一位退休的国民党将军家里，情况却完全不同。将军的三位太太主动提出要自立门户。她们在政府的帮助下，都参加了工作。大太太成了一家国营百货公司的营业员，二太太去了纺织厂，三太太则进了一家食堂当厨师。

为了更好地落实新的婚姻制度，各地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在北京，街道干部挨家挨户发放宣传册；在上海，工厂里的广播天天讲解新政策；在广州，连茶楼里的说书人都开始说起了婚姻法的故事。

1951年春天，政务院又专门下发了一份文件，明确规定：对于旧式婚姻中的姨太太们，如果她们自愿维持现状，政府予以默认；如果要求离婚，必须保障她们的合法权益。这个决定充分体现了新政府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照顾实际的政策智慧。

姨太太们的多重选择

1950年秋天，杭州西湖边的一处宅院里，传出了一阵阵谈话声。这座宅院的主人是当地著名的丝绸商人冯老板，院里住着一位正室太太和三位姨太太。当地妇联干部正在向她们宣传新的婚姻法。

＂现在国家规定了一夫一妻制，但对于你们这样的情况，可以自己选择。＂妇联干部耐心地解释道。

二姨太太陈氏当即表示要离开。她年纪还轻，只有二十出头，想去参加工厂的招工。三姨太太犹豫不决，她已经生了两个孩子，舍不得离开。大太太和大姨太太则选择继续留在家里。

在北京，一位名叫李秀琴的姨太太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她原本是某银行家的小妾，解放后主动提出离婚，还带着年幼的女儿去参加了扫盲班。后来，她成了一名小学教师。

＂我不想再依附于人，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活。＂李秀琴在1951年的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上这样说道。

上海的情况则更为复杂。1951年春天，市妇联接到了大量来自姨太太们的咨询。有的询问离婚后能否分得财产，有的担心孩子的抚养问题，还有的想知道能否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为了保护这些妇女的权益，上海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工作组规定，如果姨太太选择离婚，必须保障她们的基本生活；如果选择留下，任何人不得歧视她们。

在天津，一位叫王月娥的姨太太找到了新的出路。她原本是个绣花能手，离婚后开了一家绣品店，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帮助其他姨太太学习刺绣技艺。

＂我们要让每一个想要自立的妇女都有一技之长。＂当地妇联干部在一份工作报告中这样写道。

广州的一些姨太太则选择了另一条路。她们参加了政府组织的职业培训班，学习了会计、打字等实用技能。1952年底，第一批结业的学员中，就有不少是选择离婚自立的前姨太太。

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在南京，某退休军官家中的两位姨太太因为年事已高，又无亲人依靠，最终选择继续留在原来的家庭。政府对这种情况也给予了理解和支持。

武汉的张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张家的三位姨太太中，大姨太太带着孩子自立门户，二姨太太去了工厂，而年近五旬的三姨太太则继续留在张家，帮着照看老人。

＂对待这个问题，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1952年，一位政府官员在解决姨太太问题工作会议上说，＂要充分尊重妇女们的意愿。＂

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姨太太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有的去工厂做工，有的去商店当售货员，有的学习一门手艺自食其力，还有的选择再婚组建新家庭。

社会各界的反响与争议

1951年初，一场关于如何处理姨太太问题的辩论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与会代表来自全国各地，有政府官员、妇联干部、法学专家，还有一些当事人代表。

＂这些姨太太大多是被迫成为小妾的，现在不能再让她们受苦了！＂北京市妇联主任在会上慷慨陈词。

可是另一位来自四川的代表却提出了不同意见：＂有些家庭已经相处几十年了，贸然拆散反而会造成新的问题。＂

这场争论很快从会场蔓延到了社会各界。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如何看待姨太太问题》的文章，引发了热烈讨论。有读者来信支持全面废除，也有人主张循序渐进。

＂我们每天都要接待十几位来访的妇女，她们有的要求离婚，有的询问政策。＂天津市民政局的张局长在一份工作报告中写道，＂这个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1951年夏天，广东省妇联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上，一位名叫陈兰芳的妇联干部提出了＂因地制宜、分类处理＂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南京的一位法院法官回忆说：＂那时候，我们每天都要处理好几起相关案件。有争房子的，有争抚养权的，有争遗产的，情况各不相同。＂

在重庆，一位退休教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分析这个问题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困境。他指出：＂处理这类问题，既要考虑法律原则，也要照顾人情事理。＂

1952年春节过后，全国妇联组织了一次调研。调查发现，在大城市里，选择离婚自立的姨太太比例较高；而在一些偏远地区，继续维持原状的反而占多数。

＂有些姨太太年纪大了，没有谋生的本领，离开原来的家庭会更难生存。＂一位基层干部这样说。

北京市东城区的王主任想出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想要自立但缺乏技能的姨太太，政府可以提供职业培训，帮助她们掌握一技之长。

1952年下半年，各地开始总结经验。杭州的做法得到了不少好评：他们既保护想要离开的姨太太的权益，也不强迫那些愿意维持现状的人改变生活方式。

＂关键是要尊重妇女自己的选择。＂一位参与政策制定的女干部说，＂新社会保障妇女有选择的自由。＂

到了1953年，这个问题的处理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各地都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的解决方案。有的地方还专门设立了妇女互助会，帮助那些选择自立的姨太太适应新生活。

特殊案例与新的转机

1953年的一个春日，上海市第一纺织厂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工人。她就是原本某商人的三姨太太钱玉珍，如今已是纺织厂的技术能手。

＂我是去年参加了政府举办的纺织技能培训班，没想到还真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钱玉珍在一次工厂大会上这样说道。

同年秋天，北京的一家缝纫社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这家缝纫社的创办人是三位前姨太太，她们不仅自己掌握了一技之长，还带动了十几位同样境遇的妇女学习缝纫技术。

＂我们不能光想着自己，还要帮助更多的姐妹。＂缝纫社的负责人李秀英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天津，一位名叫张月娥的前姨太太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她参加了扫盲班，后来又考入了夜校，最终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

1954年初，广州市妇联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展览会，展示了一批前姨太太们的工作成果。有人展示了自己织的毛衣，有人展示了自己绣的手帕，还有人展示了自己制作的点心。

＂这些都是她们在各类培训班里学到的手艺。＂妇联干部介绍说，＂现在她们都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了。＂

南京的王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王家的二姨太太原本只会抹粉搽胭脂，经过政府组织的厨师培训后，如今已是一家国营食堂的掌勺师傅。

＂现在的日子虽然辛苦些，但比起从前，我觉得更有尊严。＂王二姨这样说。

1954年下半年，武汉市总结了一批成功案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叫陈桂花的前姨太太，她不仅学会了理发技术，还开办了一个培训班，教其他妇女理发。

在重庆，几位前姨太太合伙开了一家缝纫店。她们不但自己干得红红火火，还常常为贫困妇女免费修补衣服。

＂这些案例告诉我们，只要有机会，每个人都能创造新的生活。＂一位参与帮扶工作的干部说。

到了1955年，在杭州，一群曾经的姨太太们还成立了互助小组。她们有的去工厂上班，有的开小店，有的学手艺，互相鼓励，互相帮助。

＂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互助小组的成员们经常这样说。

在西安，一位前姨太太凭借着自己学到的会计知识，成了一家国营商店的出纳员。她的事迹被当地报纸报道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1955年底，全国妇联对这些特殊案例进行了系统总结。调查显示，那些通过学习掌握一技之长的前姨太太们，大多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新生活道路。

历史遗留问题的最终解决

1956年的一个冬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会议室里，法官们正在讨论一个特殊的遗产继承案。案件的当事人是一位去世商人的正室太太和两位姨太太。

＂这种案件在全国还有不少。＂一位资深法官说，＂我们要制定一个统一的处理原则。＂

最终，法院做出了一个开创性的判决：三位妇女按照各自对家庭的贡献和实际需求，平等分配了遗产。这个判例后来成为全国处理类似案件的重要参考。

1957年春，上海市民政局接到了一件特殊的申请。一位老商人去世前立下遗嘱，要将财产平均分给正室和两位姨太太。对此，民政局召开专门会议研究。

＂既然是解放前形成的关系，又是老人的遗愿，我们应该予以尊重。＂与会的法律顾问这样建议。

在广州，一位名叫陈老太的前姨太太，在丈夫去世后依法获得了房产的继承权。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这是广东省第一个此类判例。

＂法律既要维护一夫一妻的原则，也要保护历史遗留问题中妇女的合法权益。＂当地法院的通告这样写道。

到了1958年，天津市政府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处理办法：对于解放前形成的多妻关系，如果双方自愿维持，可以保持现状；如果要求解除关系，必须保障女方的生活来源和居住权利。

南京的一个案例更为特别。一位商人去世后，他的正室和姨太太不但没有争夺遗产，反而合伙开了一家布店，继续经营亡夫的生意。

＂这些妇女们用自己的智慧化解了难题。＂当地妇联干部这样评价。

1959年，武汉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系统梳理和解决此类遗留问题。他们发现，大多数家庭已经找到了各自的解决方式。

在重庆，几位老年姨太太组成了一个互助小组，她们住在一起，互相照应，过起了和睦的晚年生活。

＂时代在前进，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的复杂性。＂一位参与政策制定的老干部说。

到了1960年，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有的选择了离开，有的选择了留下；有的自立门户，有的继续同住。每个家庭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式。

在西安，最后一起此类遗产继承案在1960年底得到了圆满解决。正室太太主动提出，要将部分遗产让给年迈的姨太太，以保障她的晚年生活。

＂这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人情问题。＂承办此案的法官在结案报告中写道，＂我们要用智慧和温情来化解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